本文談三個問題：
因為文字是人類創造的一種有“形”無“音”的工具。人類初始只有語言，沒有文字。語言能力就是說話能力。語言用口發出，由耳接收，用語音表達思想，是由聽覺感知的。人天生具有獲得語言能力的本能，人自然會說話，但只能近距離交流，而且語言一發即逝，不能留存，受到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爲了把語言表達的思想能讓遠方的人和後人知道，人類在語言的基礎上創造出了用手發出，由眼接收，由視覺感知的，可超越時空的，表達和記錄思想的工具，這就是文字。文字這種工具是由表示意義的字形、呈現字形的方式和存留字形的載體三部分構成，三者缺一不可。因為在文字的載體上呈現的只有字形，沒有語音，所以文字有“形”無“音”。甲骨、青銅、碑石、竹簡、報紙、書籍、電腦屏幕上都是只有表示意義的字形，沒有語音。看到字形，我們可以知道是什麼意思，但聽不到語音。你看到一個人的字跡，能聽到他的語音嗎？肯定不能。因此，不能說文字有“音”。因為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音來，所以不少人認為文字有“音”。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音來，是因為這個人學過文字。通過文字教學，表示意義的“語音”和表示意義的“字形”在人腦中建立了聯繫，於是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形”可以讀出“語音”，也可以聽到“語音”寫出“字形”，語言和文字通過人腦可以相互轉化。也就是說，文字的讀音是語言的“語音”，文字是只有“字形”，沒有“語音”。見下圖：
有人會說，西方拉丁字母文字有“音”，如果無“音”，怎麼叫“拼音文字”呢？拉丁字母文字也是有“形”無“音”。看到拉丁字母“a”“b”“c”也聽不到語音。拉丁字母是圖形，圖形沒有“音”，字母拼合出的是表示意義的字形，如“station”，字形也沒有“音”，只有學過文字的人看到字母和字形才可以讀出音來。因為西方語言學家認為字母表示音素，字母相拼表示音素相拼，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所以他們把拉丁字母文字看作是“可視的語音”（visible speech），於是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拼音文字”，其實是“拼形文字”，“拼音文字”的說法是錯誤的，“拼音”怎麼能拼出文字呢？“可視的語音”“表音文字”都是錯誤的概念，語音怎麼是可視的呢？圖形怎麼能表示無形的語音呢？文字的讀音是語音。看到station、production、machine等，英國人和法國人的讀音是不同的，英國人讀英語的音，法國人讀法語的音。中國講不同方言的人看到漢字可以讀出不同的語音。日本人看到漢字讀日語的音，韓國人看到漢字讀韓國語的音。兩千多年前，孔孟時代的人用古代漢語的語音朗讀《論語》，今天我們是用現代漢語的語音朗讀《論語》，漢字在不同歷史時期，讀音是有變化的。也就是說，文字的讀音是不固定的，是隨著語音的變化而變化。上述現象說明：文字的讀音是語言的語音，怎麼能認為是文字的音呢？一切文字都是有“形”無“音”。我們認同語言有“音”無“形”，知道聽到“語音”寫出的是“字形”，但為什麼就不認同看到“字形”讀出的是“語音”呢？西方語言學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①文字有“形”無“音”，這說明文字記錄的不是語言，因為語言有“音”。我們強調文字無“音”的目的是要指出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是錯誤的。有人會問：指出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是錯誤的，有那麼重要嗎？
我們認為太重要了。因為“文字觀”是西方語言學的基礎理論。根據“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這一文字觀，西方語言學認為，用文字書寫的文章是“寫的語言”或“書面語言”（written language）；認為文字是語言；認為文字是語言派生的，語言是第一性的，文字是第二性的，語言決定文字；認為“文字代表（表現）語言”，②文字材料是語言材料，文法是語法，應“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③所以西方語言學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只研究人的語言能力，不研究人的文字能力。西方語言學的基礎理論錯了，這意味著這門學科要重建，因此，我們必須重新認識：什麼是文字？文字是語言嗎？什麼是語言能力？文字能力是語言能力嗎？能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嗎？能只研究語言能力，不研究文字能力嗎？正確認識語言和文字對人類，尤其是對我們中國人，實在是太重要了。因為中國語言學家也接受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語言有“音”，文字有“形”無“音”，這說明文字記錄的不是語言，文字不能使語言“傳於異地，留於異時”，文字是用字形表達和記錄思想的工具。文字不是語言，用文字書寫的文章不是“寫的語言”或“書面語言”。人可以把無“音”的文字讀成有“音”的語言，也可以把無“形”的語言寫成有“形”的文字。這只說明語音和字形在人腦中建立了聯繫，語言和文字通過人腦可以相互轉化，但不能證明：文字有“音”，文字記錄的是語言。語言是伴隨人類的出現自然產生的，有人類生活的地方都有語言，但不一定有文字，這說明：文字不是由語言派生的，而是由人創造的工具，是人智慧的結晶。人類只有語言的歷史長達幾十萬年，但發展緩慢，而有文字的歷史短短幾千年，但人類社會的發展突飛猛進，生活和生產方式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是什麼原因？因為有了文字這種工具，人表達思想突破了時間和空間的限制。從此，人的思想和智慧可以記載和存留了，可以傳承和廣為傳播了。文字這種工具對人類太重要了。為了發揮文字工具的功能，人類不斷改進文字的字形，不斷改進呈現字形的方式和存留字形的載體。從腓尼基文字到拉丁字母文字，從甲骨文、篆書、隸書到楷書；從甲骨、金石、竹簡、紙張到電腦和手機屏幕；從刀刻、書寫、到印刷、打字；文字工具的不斷改進都不是語言決定的，而是由人的智慧決定的。人們都知道造紙術和印刷術是中國人發明的，但不知道造紙術和印刷術都是因漢字而發明的。有了造紙術和印刷術，書籍大量出現，藏書樓和圖書館的建立，人類創造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知識不斷積累和傳承並獲得了廣泛傳播，推動了教育的普及和各種學科的建立，讀書人越來越多，人的思維和認知能力越來越強，這極大地促進了人類文明的快速發展。也就是說，不是語言，而是文字的產生使人類在短期內發生了重大變化。文字對人類如此重要，怎麼能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呢？今天人們離不開互聯網，互聯網也是因文字而產生的。互聯網是美國軍方為傳遞文字信息而發明的。我們應該知道：有了文字，才有書籍，有了書籍，才有教育。是文字的使用和教育的出現才使人類步入了文明時代。因此，人類學家公認：文字的產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象徵。對人類來說，文字比語言重要。因為只有語言，沒有文字，就沒有我們人類的今天。地球上只有語言，沒有文字的原始人群不就是最好的證明嗎？世界各國都有文盲。文盲沒有文字能力，但有語言能力。為什麼有文盲呢？因為人聽說語言的能力自然可以獲得，而文字是人造的工具，人使用文字這種工具的能力要通過教學才能獲得。文盲現象證明：母語不是母文，語言不是文字，語言能力不是文字能力，人獲得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的方式是不同的，人上學是去獲得文字能力，不是語言能力。人類創造的思想文化和科技知識是靠文字記載和積累的，是靠文字教育傳承和傳播的。讀書人具有文字思維能力，人的文字能力可以轉化成語言能力，所以讀書人的智力和語言能力都比文盲強多了。因此，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讀書人越多，聰明人越多，科技越發達，人談吐越文雅，文明程度越高。有語言能力是人，有文字能力是文化人，我們怎麼能不區分語言能力和文字能力呢？人的文字能力比語言能力重要，怎麼能只研究語言能力，不研究文字能力呢？文字是用字形表達和記錄思想的，文字記錄的不是有聲的語言，文字不表現（代表）語言，文字材料不是語言材料，文法不是語法，因此，不應“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人發出的表示意義的語音是“語流”，而“語流”是不能切分的，人聽到的最小的語流是音節，音素是從音節中分析出來的，語流中並不存在獨立的音素。西方人分析音素的目的是為了創造表示意義的字形，而不是為了研究語音。拉丁字母是獨立存在的，因此，字母表示的不是音素。字母之間，字和字之間是有間隔的，可見，文字的字形表示和表現的也不是從口發出的真正的語音——語流。也就是說，文字不是表示和表現語言的。語言是通過語音的變化來表示意義的，語音是無形的，語音的變化只能通過人的聽覺來感知，是不能用視覺圖形來表示的，使用視覺圖形表示的一定不是語音。西方語言學的錯誤就是認為“a”“b”“c”等視覺圖形是表示語音的，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表音文字，於是認為拉丁字母文字是“可視的語音”，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認為書寫的文章是書面語言，認為英文是英語，法文是法語，把文字當成了語言。實際上，字形不是語音，文法不是語法，用文字描寫的是文章，不是語言。其實，古代西方人通過研究西方文獻建立的“語文學”（philology）不是語言學，而是西方文字學，研究的是“文法”（grammar），不是語法，是西方人把文字當成語言了。西方現代語言學之父索緒爾提出語言學只研究語言，不研究文字。④索緒爾沒有反思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還認為“文字表現（代表）語言”，還是“通過文字來認識語言”。結果，索緒爾還是用文字描寫語言，把文法當成語法。索緒爾之後，美國語言學家喬姆斯基提出要研究人的語言能力，他想研究人自然獲得語言能力的先天機制。令人遺憾的是喬姆斯基和索緒爾一樣，還是沒有反思西方語言學的錯誤的文字觀，因此，喬姆斯基不提文字和文字能力。我們並不反對索緒爾研究語言，也不反對喬姆斯基研究語言能力。我們反對的是他們通過文字研究語言的方法。因為文字不是記錄語言的符號，文字不表現（代表）語言。我們認為，如果西方語言學家不反思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堅持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是不可能真正認識什麼是語言和什麼是語言能力的。最後談一下，西方語言學的錯誤的文字觀給中國造成的危害。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必然認為文字代表（表現）語言。中國語言學家呂叔湘就認為“代表語言，也就是能讀出來，這是文字的本質。”⑤北大教授徐通鏘也認為“文字是用‘形’通過‘音’來表示‘意’的。不管採用什麼樣的‘形’，每一個字必須能讀出音來，這是文字的本質，這樣才能用‘形’來記錄語言中的語素、詞等單位。”⑥見下圖：因為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文字的本質是讀音，不是字形，所以他們主張把漢字改成容易讀出音的西方拉丁字母文字。中國語言學家不僅大力宣揚文字改革的必要性，還通過分析普通話語音，用拉丁字母設計了一個取代漢字的《漢語拼音方案》並把這個方案寫入了《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為什麼中國語言學家至今不否定文字改革？因為否定文字改革就否定了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而否定文字觀就否定了西方語言學的基礎理論。文字的本質是字形。漢字不是記錄漢語的符號，而是表達和記錄思想的工具。漢字記錄的是中國人的思想和智慧，無漢字乃無《論語》《孟子》《老子》等大量漢文典籍，漢字乃中國文化之重要載體，無漢字乃無中國文化，廢漢字乃廢中國文化。中國漢字一滅，文化中國必亡。因此，我們必須否定文字改革，必須否定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中國語言學家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認為白話文記錄的是現代漢語，古文記錄的是古代漢語，古文是死語言，現代人要學現代漢語，也就是現代白話文，於是中國基礎教育由教“經典古文”改教“現代白話文”。中國語言學家根據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改變了中國千百年來形成的教育傳統。用漢字寫的文章是漢文，漢文不是漢語，是古文和現代白話文的總稱。見下圖：古文記錄的不是古代漢語，而是古人的思想。今天我們聽不到孔子說的古代漢語，但通過學習《論語》，還可以瞭解孔子的思想。古文是用漢字寫的，中國很早就有研究漢字和漢文教育的專家學者。漢代文字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是系統研究漢字的開山之作，此書是為閱讀經典古文服務的。古文是先產生的，中國古代一直教經典古文，白話文出現後，中國古人繼續教經典古文，不教白話文。古人覺得這個傳統沒有必要改。因為白話文不用教，凡是“讀經”的人都具有讀寫“文言”和“白話”兩種能力，可一舉兩得。我國古代先教經典古文的教育傳統是自然形成的，是符合漢字漢文教學規律的。幾千年來，中國的教育傳統沒有變，才使中國文化能代代相傳，沒有中斷，但今天中斷了。在西方語言學的錯誤的文字觀指導下，中國基礎教育多年不把經典古文作為漢文教學的基礎了，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幾代中國人成了“半文盲”和“文化盲”。大白話是文盲能聽懂的話，因此，今天我們學校的語文教學不僅降低了中國人的文字能力，也降低了中國人的語言能力。中國語言學家除了進行文字改革和廢除經典古文的教育，還做了什麼？中國語言學家認為白話文是現代漢語，他們通過白話文來研究現代漢語。呂叔湘等模仿西文文法，用西方描寫語言學的方法，用白話文的文字材料建構了一套所謂的“現代漢語語法”。“現代漢語語法”有何用處呢？目前“現代漢語語法”在語文教學中被取消了，教師認為教語法是浪費時間，毫無意義。“現代漢語語法”用於對外漢語教學，教師大講語法，結果，出現了“漢語難學”的瓶頸問題。中國語言學家認為中國古代文字學是中國傳統語言學；⑦認為中國古代文字學家許慎的《說文解字》是語言學著作。不少中國文字學家也認為漢字有“音”，把漢字的讀音當成了字音，也認為“文字是記錄語言的書寫符號”。結果，他們沒有阻止中國的文字改革，而是成了文字改革的擁護者。目前中國語文教學，重讀音，輕字形，重拼音，輕漢字，只教簡化字，不教繁體字，漢字教學今不如昔，這都與中國語言學家和文字學家的文字觀有關。中國語言學家認為古文是古代漢語，認為研究古代文獻是研究古代漢語。中國文獻語言學家不認為經典古文是漢文教學的基礎。有些中國文獻語言學家通過古代文獻去研究古代漢語的語音。其實，中國傳統音韻學不是研究漢語語音的，而是研究漢字讀音的，是研究如何用漢字寫作的。中國漢字所特有的文體——詩、詞、歌、賦讀出來，講究合轍押韻，因為語言的發音不斷變化，漢字的讀音也不斷變化。中國古人為了寫詩填詞選取漢字的方便，就根據漢字在不同時期的讀音編寫了很多“韻書”，如《切韻》《廣韻》《中原音韻》等。中國文獻語言學就把中國古代的字書和韻書作為研究語音的材料，根據《說文解字》中的讀若、直音和韻書中的反切注音，用分析“音素”的方法，用拉丁字母構擬古代漢語的語音。這種方法始於瑞典漢學家高本漢，是高本漢把西方人分析音素的方法引進了中國，於是他的後學就用這種方法把中國傳統的文字學和音韻學改造成了西方歷史比較語言學。目前中國文獻語言學家王力的弟子們還沉迷於古音的重建。因為接受了錯誤的文字觀，中國文獻語言學家和中國文字學家一樣，也沒有為傳承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做出應有的貢獻。中國語言學家根據西方語言學的文字觀，在中國進行文字改革，要廢除漢字，取消了經典古文的教育，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文字教育的傳統。這不僅降低了中國人的文字能力，還使中國出現了文化斷層。可以說，中國是西方語言學錯誤的文字觀的重災區。一、語言有“音”，文字無“音”，文字記錄的不是語言，文字是用字形表達和記錄思想的工具。文字觀是西方語言學的基礎理論。我們強調文字有“形”無“音”的目的是想讓全世界關注語言和文字的人都知道，尤其是想讓我們中國人知道：西方語言學的基礎理論是錯誤的。因為我們中國是重災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百年實踐證明：西方語言學給中國的文字和文化教育事業造成了重大危害。如何救災？首要工作就是國家不要再讓西方語言學繼續佔領中國重要的學術陣地和教育陣地了。二、文字不是語言，文字比語言重要。因為文字的產生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的象徵。人的文字能力不是語言能力，人的文字能力比語言能力重要。三、語言是自然產生的現象，文字是人為創造的工具，二者不屬於同一類事物，二者的功能是不同的，文字不代表（表現）語言，研究文字代替不了研究語言，因此，應建立語言學和文字學兩門學科。四、語言學研究自然的語言，研究人的語言能力是如何自然獲得的？研究如何保護語言的多樣性？文字學研究人造的文字，研究不同文字的字形是如何創造出來的？字形是如何改進的？不同文字的文法有什麼特點？研究人的文字能力是如何通過教學獲得的？研究通過文字教學，語言和文字在人腦中如何建立聯繫的？是如何相互轉化的？研究國家應如何提高國民的文字能力？文字學要研究文字的工具性。文字學應該具有工程類學科的特徵。為了不斷改進呈現字形的方式和存留字形的載體，使文字這一工具更好地為人類服務，像建交通大學、航空大學一樣，國家應建立以研究漢字為主的文字大學。我們希望在世界上能早日建立真正的普通語言學和普通文字學。①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②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③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④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47页⑤吕叔湘《谈语言和文字》，《文字改革》，1964第1期⑥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⑦王力《中国语言学史》，山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作者：張朋朋，北京語言大學教授，曾在巴黎東方語言學院、瑞士日內瓦大學、英國倫敦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等國外多所大學任教或講學。
著述：《文字論》《集中識字》《部首三字經》《漢語語言文字啟蒙》又名《字啟蒙》（與法國白樂桑先生合著）